虽然此时山西的“流寇”还没蔓延到北直隶来，但老卢却一直在留心观察着“敌情”，他还自己琢磨出了一套对付“流寇”的方法。他认为，“流寇”主要是靠到处流窜抢掠为生，官兵总是追在屁股后面，永远处于被动局面。为此，他想到了好主意，就是坚壁清野，让乡民们自己组织团练，把村镇都建起围墙，粮食牲畜全部收到围墙里，让“流寇”来了抢不到东西，到处碰壁。这样一来，这些“流寇”就会丧失继续前进的信心了。按这个思路展开，老卢把大名、顺德、广平三个府都搞了个“坚壁清野”的策略，各村各乡都大练乡勇，一副全民皆兵的架势。
从这年的二月到四月，义军先是攻打顺德府，结果被遍地的堡垒碰得头破血流，连个子儿都没抢到，只好撒丫子跑路了。紧接着，他们又去攻打大名府下的滑县（今河南滑县），结果老卢事先带三千天雄军预先布置好了伏击圈，义军一来就被杀得屁滚尿流、尸横遍野，最终狼狈退出。他们经此两次惨败，却依然没有死心，而是继续攻打广平府下属的临洺镇。老卢又带着天雄军前来驰援。这一次战斗极为危险，义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拼命地向下放箭，老卢的战马和随从都被射死，自己也被义军一箭射中了额头，幸亏头盔够结实才没有丢掉这条老命。但老卢却丝毫不惧，依然提刀往上猛冲，他连续手刃多人，一时杀出了威名。义军看到带头的老卢这个主儿如此神勇，一下子心态就崩了，都纷纷败下阵来跑路去了。
血战俩月，义军各路大小头目被老卢一下子给干掉了十一个，被斩首者多达三千余人。义军出动了大量的兵力，却连一个小县城都没拿下来，这确实让人有些捉摸不透。于是，义军队伍里纷纷传言说“老卢这货就是个是‘卢阎王’，谁碰他谁就死”。自此以后，“卢阎王”就和“洪剃头”、曹文诏一起，成为了各路义军最为害怕的三个名字。
进入五月份，形势对义军越来越不利。西边的曹文诏几乎是荡平了整个晋东南地区，在山西境内的义军无法立足，只好纷纷越过太行山逃命去了。但往北走吧，有左良玉的一万多人马堵住了去路，往东走吧，顺德、广平、大名三个府又有打不过的“卢阎王”，最后只能向南走了。他们最后跑到了豫北地区的彰德府、卫辉府、怀庆府地面之上。而此时的明军已经攻克了登州，持续了一年多的登州兵变宣告结束，孔有德、耿仲明带着残部从海上投奔了后金。山东的战事一结束，崇祯马上又把四川总兵邓玘和他所率的三千多四川兵从山东战场上调到了豫北。如此一来，各路义军就被围在了豫北地区的狭小空间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此处南边是滔滔不绝的黄河天险，有河南省的明军守卫南岸，西边是曹文诏，北边是左良玉，东边是卢象升、邓玘，无论哪一路都突不过去啊。随着各路明军的“口袋”越扎越紧，义军的生存空间也就越来越小了。
眼看就要被活活困死，作为三十六家盟主的王自用急得火上房，整天都在讨论如何突破重围。王自用此时可谓是“压力山大”，由于他忧愁加焦虑，没多久就病倒了，又过了没几天便一命呜呼了。
王自用虽说只是个名义上的盟主，但毕竟有他这杆大旗在，大家多少就还有点信心。他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离去，三十六家义军更是士气大伤，看不到任何前途了。很多人开始偷偷和明军联系投降的事宜，有的硬骨头不肯投降，但也架不住手下的人纷纷跑路，人马越来越少，军心越来越动摇了。
崇祯一看眼下这大好的形势，简直是乐开了花，他瞬间又信心爆棚了。他感觉一举围歼“流寇”、平定“匪患”已是指日可待了。到了八月间，他又派出京营副将王朴率领京营兵六千人赶往豫北战场“助剿”。这样一来，豫北战场上的明军数量已达一万八千人，再加上“援剿”的曹文诏和邓玘所部的六千多人马，总数达到了二万四千多人。同时，河南省还有八千多守军驻守黄河南岸，明军围剿总兵力达到了三万三千多人。接下来，就是最为关键的“生死战”了。
到了十一月下旬，气温突然骤降，从垣曲到济源的这一段黄河一夜之间封冻了。义军首领们经过一番商讨，决定利用黄河结冰的大好时机快速突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包围圈内的两万多义军趁夜色全军行动，踏着坚冰冲过了黄河。等到防守南岸的明军发现时，义军大队人马早已过河，黄河防线完全崩盘，成了摆设。
崇祯在接到奏报后，心里那叫一个气啊，到嘴的熟鸭子就这么飞走了，他恨不得亲手宰了这帮守卫黄河的“饭桶”。耗费了一年的时间，调动了数万精兵，花费了百万两的军费，却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崇祯他能不气急败坏吗？但崇祯是否想过就算将此股“流寇”剿灭干净，以后就不会再有其他的造反者了吗？
从此，“流寇”们挺进了广阔的中原大地，把大明帝国的腹心地区搅得是鸡飞狗跳、一地鸡毛。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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