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即使知道杀人犯是谁，也并不能够确切的找出杀人犯，毕竟人们找出杀人犯的方法，通常是在城门口放一张画像。仅仅通过一张图像来判断杀人犯，是一件不怎么靠谱的事情，那时候并没有摄像头，而且也没有DNA，因此抓捕犯人是十分困难的。
户籍管理在古代的时候也并没有完善，经济并不发达的年代，城市的数量并不多，反而农村地区是很多的，人口是十分分散的。
如果嫌犯逃走了，就可能会分散在各个区域内，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躲避追捕。
古代的环境与现在的环境有着很大的不同，自然资源是非常多的，因此就有很多没有被开辟的地方。如果嫌犯逃进了一个荒凉的地方，只要抓捕出来，就是一个概率事件。
一般达官显贵在出门的时候，可以乘坐马车，但对于办案人员，只能够通过走访的方式来获得办案的信息，因此古代因存在着许多疑案。
“古代犯罪率有多高”是个大可争议的问题，但古代治安体系有着户籍路引制度、保甲连坐制度、宗族自治制度等优势，除了乱世之外，总体还是平稳可控的。
不过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造成尸首难发现、勘验不科学、取证不到位、罪犯难抓捕、事实未查清等而难以据实处理的，亦属多有。一些案件久拖未决，成为“夹生案”或陈年积案，解决难度可想而知。
古人对于破案断案之难多有感慨。
清代贵州兴义府署大堂有楹联曰“五声虽听，岂能案尽得情，但早决几宗，省却眼前拖累；三尺即严，未必民皆无讼，且从宽一步，免教事后蓄疑”，体现了相当“无奈”而“谦抑”的司法态度。
现代办案制度，有专业的办案机构即警察部门，有接报警、勘验、调证、审讯、羁押、起诉、审判一套规范程序，更有一系列古人无法想象的高新技术，包括指纹、DNA、通讯技术侦查、视频监控、大数据等，与古代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所以王法想通了这些之后一点也不担心自己会被抓。
原本安静的街道多了很多衙门的捕快，在街道上来回折腾，检查过往的行人。王法看到捕快检查行李心里开始紧张起来。幸好王父牵着马车载着一大堆的东西并说明了情况，捕快只是敷衍的检查了一下就放行了，王法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马车走出了城门，王法坐在车上，看着逐渐远去的城门内心五味杂陈。这次杀人事件会打破自己平静的生活，以后的日子注定不平凡！
而在另一边纨绔子弟的府邸，县令满脸怒气地坐在大堂上，旁边有个美妇人哭哭啼啼以泪洗面，时不时地对县令哭诉一定要抓到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
县令也非常愤怒，在自己的辖地发生行凶杀人的天大案子，这是赤裸裸的打自己的脸，必须尽快破案，于是下死命令给县尉限期一个月抓住真凶，要不然就罢官回家种地去。
随后的日子里县城不再是平静如水，而是大量的捕快穿梭在街道，寻找可疑的人，不过一无所获，因为真凶早已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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