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总部在香港,老板们都是香港人。工厂是做各种电子玩具,生意特别好,在当时算是流塘的大厂了。厂里有4栋楼,一栋是重要生产线的生产车间加上我们这层办公室,一栋是仓库,一栋是PMC、工程部、品管部等部门的办公楼,一栋也是生产车间。
我们的办公室在4楼,有一个会议室,3个独立办公室分别给生产部经理、大老板和二老板。外面摆放着十来张办公桌,坐着财务、采购、老板秘书、厂长、车间主管等人,也包括阿莲和我。
何姑娘是香港人,那时候能说好普通话的香港人非常少,所以大部分打工人为了能和香港人相处,都说粤语(但是他们喜欢用白话这个词代替)。
何姑娘当时是单身,谁也不知道她以前是否结过婚,香港人称呼单身的女人就是“X姑娘”。何姑娘是生产部经理,下属还有车间主管、IPQC主管等主管。那时候你只要一听工厂里面的“XX经理”,基本上都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大陆人能坐到主管职位基本就到头了。袁大哥能做上经理,除了自己能力超群外,工厂是美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阿莲是何姑娘的秘书,快到三十了,也没结婚。但是她是广东人,所以大家还是按照广东的习惯,在名字前面加个“阿”这样的称呼她。
她的级别是高级文员,但是她只有高中毕业,靠着努力在这家工厂从车间的普通工人再到拉长,再到秘书,一路熬上去的。所以她在面试后定级时特别担心我取代她,劝说何姑娘不要把我定级为“高级文员”,和她同级。
但是那时的我被下岗憋着口气想挣钱,想学东西的的心情控制着,压根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她试探了几天,看到我安于现状,也放心下来,开始耐心地教我,甚至连发现我电脑操作生疏时都不放在心上。
我从何姑娘房间出去后,阿莲就带着我和办公室里的人介绍起来。十几个人,都是“阿X”啥的名字,加上他们的部门,我的脑袋和浆糊一样,混混屯屯的。最后介绍那天面试时给我试卷的女孩,我才知道她叫“阿香”,是大老板秘书的助理。后来接触后才发现她其实挺高傲的,能够对我好些是因为她也是宜春人。
整个办公室,除了我们俩,其他人都是广东人。所以他们在办公室都是讲粤语,包括阿香,因为她从初中毕业就来深圳了,粤语讲的非常好。
然后阿莲又带着我下到各个生产车间,和各个拉长(生产线,每条生产线有个组长,因为生产线的英文单词是Line,因此被称为拉长)见面,因为我以后的工作要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有些人态度好,有些人态度很差,反正我那天脑袋就是浆糊,阿莲介绍时我就是望着人家笑和点头。最后我见到了袁大哥的同学,阿莲叫他“高生”。原来他是IPQC(过程质量控制)的主管,他没有说话,就是对我笑笑,点点头。
后来我发现工厂里面除了广东人,有非常多的宜春人。有次看报纸说当时宝安内地打工者里面有四成是宜春人。
那天下班后,我明白到如果我想做好这份工作的话,必须学习讲粤语了。虽然在大学时,因为喜欢唱歌,尤其是粤语歌的原因,我知道一些字的粤语发音。但是真的要把它作为一门语言来讲,难度挺大的。好在那时不管是在工厂里面还是外面,都是说粤语。这些压力逼迫我在三个月后就可以结结巴巴地说句子了。说来真惭愧,在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乡都不会说家乡话,居然学会了粤语。
因为阿莲介绍时,只口头说我叫阿鹰。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鹰是那个英雄的英。写给我的便签纸都是“阿英”。阿莲更偷懒,明知道我的名字,说写那个字太麻烦,就写英雄的英。慢慢地,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名字,我每天都被人阿英阿英的叫着。
厂里要求上班时间必须穿着工服。而外面把除了穿深蓝色工服(高级职员)的女人都叫厂妹。我也成了千千万万厂妹中的一员,匆匆地开启了我的厂妹生活,开始慢慢地习惯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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