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倭寇的进攻就行啦。因为关内的战事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必须尽快赶回关内帮助华夏政府抗击倭寇，所以在完成这些‘小动作’之后，我就要赶回平津，东北的事务就交给诸位啦。”
这次战后召开的军事会议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内“东北抗倭游击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重点，也让大家对游击作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会议结束以后，“东北抗倭游击军”各部在司令部的统一安排下开始划分守备区域。
一万人的大军重新按照三个纵队的编制开始安排宿营地和守备区域，第一纵队在司令官郭景珊的率领下进驻凤凰山主峰“攒云峰”；第三纵队司令官白君实带着自己的队伍来到存放军火物资的“马头岭”布防，在姚立功的指导下在山头以及两侧山梁利用众多的天然山洞修建防御工事和防空阵地，他们的任务可是十分艰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保“军火库”的安全。
不过山下的那个又被姚立功给装满了的“军火库”将由“东北抗倭军民联络处”管理，并成为张海天手下这些特工们居住的地方。因为张海天是姚立功在“东北抗倭游击军”中的代表，军火物资以及大量经费都要交给他来保管，这样各支部队才不会有什么意见。第二纵队司令官曹国士则带领部队在侧后方的“鸡冠峰”宿营，三个纵队呈“品”字形，互为犄角，可以相互支援。
在姚立功的提议下，成立了“东北抗倭游击军”凤凰山根据地警备司令部，专职负责凤凰山根据地警戒、保密工作。“凤凰山抗倭游击队”编入“警备司令部”，张秉林兼任司令，原来的二当家梁忠江任副司令；三当家何景坤正在养伤，但是他的新职务却是“东北抗倭游击军”副参谋长，进入“东北抗倭游击军”最高领导层，成为了赵侗的副手。
之所以任命何景坤担任“东北抗倭游击军”副参谋长，让他一跃成为“东北抗倭游击军”最高领导层中的一员，是因为姚立功在了解了他的经历之后，感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也是“东北抗倭游击军”极其欠缺的专业人才，所以才会做这样的安排。
这位被姚立功从死神手里拉回来的“凤凰山抗倭游击队”三当家何景坤，祖籍黑龙江省伊春，是一位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的高材生。“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他刚刚从“东北讲武堂”毕业不到一年，在黑龙江省政府代理首脑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的部队里担任一名连长。“江桥抗战”中，他率领自己的连队英勇作战，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多次打退倭寇的进攻，被马占山火线提拔为少校营长。
倭国侵略者占领东三省大部分地区后，为了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采取各种手段对马占山进行诱降。马占山审时度势，认为在倭国侵略者的军事威胁和政治诱惑之下可以趁势使用“诈降之策”，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于是他于1932年2月降倭，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后来找准时机再次扛起反日大旗，并在后来的抗战之中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何景坤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老领导只是诈降，所以悲愤交加，仰天长叹一声：“吾为华夏军人，不能保家卫国，生有何用？！”就要吞枪自杀。庆幸的是他的警卫员反应极快，死死抱住他的胳膊，在其他几个军官的帮助下夺下了他的手枪。
自觉无脸见“家乡父老”的何景坤心灰意冷之下，带着他的警卫员和几个铁杆手下脱离了部队，来往于东北各地做起了“皮货商人”。在一次收购批货的时候认识了猎户李翠山，一来二去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李翠山、梁忠江等人不堪倭寇欺压揭竿而起在凤凰山成立游击队抗击倭寇的时候，何景坤也正好赶来收货。知道何景坤底细的李翠山正需要他这样的军事人才帮助训练、指挥游击队，就极力说服他留下一同抗敌，情愿将“凤凰山抗倭游击队”交给他来领导，自己和梁忠江担任他的副手。
何景坤本来就不甘心放弃抗击倭寇、救国救民的抱负，面对二人诚挚的邀请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留下来协助李翠山领导“凤凰山抗倭游击队”，不过对于李翠山请他担任司令的邀请他没有答应，而是担任了参谋长的角色，成了“凤凰山抗倭游击队”实际上的军事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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