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立功飞速跑到“贾家沽道引河”河边，找了一个水草丛生的地方放出一艘在当时算是最为先进、速度最快、最为轻便的约翰牛雷明顿造船厂出品的以柴油机为动力的“快艇”。姚立功跳上小艇，按照系统给出的操作步骤发动了小艇，一踩油门就向北窜了出去。
姚立功不走陆路改走水路而且不向西南却往北，这当然是有他的目的的。鬼子援军从西北而来，现在还没有赶到机场，距离自己这里当然就更远了。这么多辆汽车的轰鸣声以及机场上仍然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以及遮天蔽日的浓烟，完全可以屏蔽鬼子的耳目，让他们既听不到自己小艇的声音，更看不到这边的情况。所以姚立功非常从容地开着小艇沿着半月形的“贾家沽道引河”一路向北再转而向西，就可以轻松绕过鬼子大队，然后再找地方上岸，从北面直接进入倭国租界。
姚立功毕竟对历史的了解不算太深，他只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华夏军队始终处于防守的位置，却对曾经发生的“天津抗战”知之甚少。历史并没有因为姚立功拯救了二十九军增援南苑的两个团、炸死了河边正雄少将而发生太大的变化，一些该发生的事件还是要发生的。
就在姚立功还在前往“东局子机场”路上的时候，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和原时空一样拒绝了倭军的“最后通牒”并发表了《自卫守土通电》，表达了坚决守卫国土、和倭国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
这次通电虽然相比原时空晚了一些（那是因为河边正雄少将“玉碎”、倭寇没有能够实现歼灭二十九军增援南苑的两个团的兵力、又忙于善后并实施报复，发出的“最后通牒”比原来晚的缘故），但是引起的反响还是同样的热烈。
接到《自卫守土通电》之后，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副师长、在师长张自忠两天前前往北平后负责天津全面事务的李文田将军马上召集一一二旅旅长黄维刚、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天津保安总队队长宁殿武、手枪团团长祁光远、独立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以及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种到自己的寓所开会，商讨抗战事宜，这次会议在历史上被称为“七人会议”。
李文田先向六人宣读了宋哲元《自卫守土通电》的内容，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手枪团团长祁光远是一个性情刚直、脾气火爆的大汉，听完李文田的军情通报，一拍桌子起身叫到：“副师长，有什么好研究的？这几天咱们的部队已经按照您的命令集结到了城区，只要您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干特娘的。倭国华北驻屯军主力二十师团的部队基本上都在丰台、南苑等地，海光寺不过一个联队三千来人，咱们给他来个‘擒贼先擒王’，突袭海光寺干掉香月清司这个老鬼子，然后调兵北上包抄南苑、丰台，打小鬼子一个措手不及，看他们还敢不敢下什么‘最后通牒’。。。。。。”
祁光远的建议得到了保安司令刘家鸾、一一二旅旅长黄维刚等几个军人的一致赞同，大家纷纷表示愿意率领自己的部队充当先锋，攻打海光寺。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种稍稍迟疑了一下，开口问道：“宋军长的通电发来了，可是张师长还在北平和倭国人进行谈判，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传过来，咱们是不是和张师长联系一下，顺便也听听他的意见？”
马彦种这句话说的虽然很是委婉，但是表达的意思却十分清楚，那就是没经过张自忠的批准他这个天津市政府秘书长不好做主。祁光远眼一瞪，瓮声瓮气地说道：“战机稍纵即逝，我们要趁着倭军兵力空虚的时候给他们致命一击。这样来来回回的发电报，耽搁时间不说，万一泄露了军事机密岂不是让倭军有了准备，那还偷袭个屁呀！”
李文田心里是赞同祁光远的想法的，但是作为张自忠的老部下，自己擅自做主的话又怕不好给老领导交代，特别是现场有人已经提到了向张自忠请示的事儿，这个时候他再独断专行就不太合适啦。正在几个人吵吵嚷嚷、议论不休的时候，桌子上的电话“叮叮叮”响了起来，李文田拿起电话，刚说了一声“我是李文田，你是哪位？”，那边就传来一个带着激动情绪的声音：“报告副师长，我是侦察营长梁国成，倭军‘东局子机场’发生大爆炸，燃起的大火和浓烟几十里地都能看见。我们在海光寺外亲眼见到大约两个中队的倭军乘坐一二十辆卡车火速向‘东局子机场’增援，现在我已经派得力人员化妆跟着鬼子车队前往侦查，相信很快就会有新消息传来。”
李文田眼睛一亮，“嚯”地一声站了起来：“梁营长，你的情报属实吗？倭军真的从海光寺调兵去往‘东局子机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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