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的杨梦文平时除了学习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不管是小人书、作文选，还是哥哥们买的杂志、小说，反正什么都看，甚至就连过年时哥哥们在集上买回来的“黄历”都看。
上小学三年级时，老师还没有教如何写作文，基本上还处于看图写话的阶段。每当杨梦文写完了作业，看到哥哥们趴在桌子上写作文，他就羡慕不已，心想，要是自己啥时候也能写作文就好了。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想”上，而是开始行动了。
一天晚上写完了作业，他拿出个带格的写字本来，趴在炕上的一角写了起来。五哥杨代文说：“作业没写完咋不上桌呢？”
他也不答话，还是闷着头写。写了一会儿，内急，就去外面上厕所。可是，走时着急竟然忘了把那个本子藏起来了，等他回屋时，听见五哥正笑着在那儿念呢。
“我家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大哥，一个二哥，一个三哥，一个四哥，还有一个五哥……”
杨梦文一听就急了，上去就要抢下自己的本子。五哥一边躲闪着，一边飞快地念着：“……我大哥是老师，二哥也是老师……三哥上高中，四哥、五哥上初中，我自己上小学……大姐……”
杨梦文个子小根本够不着五哥举在空中的本子，没办法，只好求助于母亲：“妈，你看我五哥呀！”
母亲笑着说：“老五，别闹了！”
杨代文笑着把本子还给他。接过本子，杨梦文脸红红的，自己打着圆场：“我是写着玩的……”
杨代文说：“小嘎豆子才多大呀就写作文！”
大哥杨新文在一旁说：“还别说，这小子写得还挺有条理！”
那是杨梦文平生第一次写作文，是在没有任何人教的情况下自己琢磨着写的《我的哥姐们》，尽管有些幼稚，但古人有“从小看到大”的说法，不知在他的身上是否会应验。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农村孩子，除了看书写字，他也同样对所有新奇的事好奇，甚至着迷。那时候，电视还没有进入普通家庭，场部有一台电视机，就放在大会议室里。那一天周日，有小伙伴说场部放小电影了，他们几个就相约去看。当时，会议室里坐满了人，都是场里的职工和家属。他们几个蹲在最前面的空地上，看着电视里播放的画面，杨梦文感到很新奇，怎么那么小的东西竟然能装下那么多人呢？当时电视里放的是“四人帮”的公审大会，对于那么小的孩子来说，根本没有政治的概念，他们也根本看不懂，看的，只是热闹罢了。但听到不时传来的欢呼声时，杨梦文感到，这里面播的也许是什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事吧。
杨梦文总共去场部就看了两次电视，另一次看的是第三届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的事，当一个叫郎平的女运动员举起奖杯时，随着全场的欢呼，杨梦文觉得周身热血沸腾。再后来，当他到邻居三姨家看电视时，每逢有排球比赛必看，尤其是看“铁榔头”大姐。
他的热血沸腾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又有谁不热血沸腾呢？正是因为那一次中国女排的世界冠军，才使得“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
场部因为小孩子闹，再后来就不让小孩子去看了，杨梦文平时获得资讯的东西除里家里那台时好时坏的收音机外，就是三姨家的黑白电视机。那是三姨家最小的儿子结婚时买的，每到晚上写完了作业，杨梦文就和张小二一起到三姨家看电视，什么新闻、广告、体育比赛、电视剧……每个节目他都觉得很新奇，因此夜深了他也不回家。直到有一天，表嫂无意中问了他一句：“小六子你不困吗？”他一听就明白了，赶紧回家，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去三姨家看电视了，弄得三姨和表嫂很是过意不去，多次过来解释，并直说小六子自尊心太强之类的话。
这年入冬时，住在黄家岭乡以北的县第一鹿场的三舅来串门，把他家那台旧的黑白电视机拿来了。这可让杨梦文哥儿几个乐坏了，家里不仅有了收音机，现在连电视机也有了，再加上三哥骑的自行车，母亲用的缝纫机，这“四大件”可就齐了。
那时，谁家的孩子结婚，按照农村的风俗，男方是要给女方过彩礼的，而当时的彩礼就是“四大件”：上海表、半导体、飞鸽车、缝纫机。那时还没有人家买得起电视机，直到后来，“四大件”换了内容：电视机、洗衣机、自行车、高低柜。
杨梦文大姐杨巧珍结婚时，男方就给准备了“四大件”，虽说是是大姐向男方要的彩礼，但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带到男方家过日子用的。飞鸽牌自行车是上海产的，是当时农村一般的人家买不起的“大件”，要自行车是姐姐上班骑的；而缝纫机则是做针线活用的；至于收音机，那是要摆在家里装门面的。唯独真正属于大姐自己的东西就是那块上海牌手表。
杨巧珍出嫁那天，杨梦文作为最小的弟弟当然是要“押车”了。那时的农村办喜事有讲究，押车必须是女方家最小的男孩儿，图的就是婚后多子多福。但所谓的“婚车”不过是一挂大马车，而且马的头上还戴着大红花。那是一个冬天，当杨梦文坐在马车上随着送亲的队伍往姐姐的婆家走时，他满是好奇和惊喜，因为他从来没出过远门，而且又是第一次押车。到了姐夫家，人戚多多，闹哄哄的，当支喝人高喊着拜天地的口号时，他看见大姐脸上写满了幸福的笑意，那个看上去浓眉大眼的姐夫也是满脸喜悦。杨梦文当时觉得，大姐从此不用吃不饱了，应该能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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